当前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具体原因 首先，加成率过高。

第一，确保实体经济循环、资产转换和商品交易顺畅进行，并获得最低交易成本。第二，各级政府三十多年来一直实行出口导向的政策，不切实际地鼓励创汇行为。

超出实体经济回报率的货币资产成本，总体上看都是货币行为的扭曲。正是这些金改措施，使浙江特别是温州等地成为民间高利贷的热土，大量的资金涌入，实体经济进一步遭受打压，以钱炒钱成为这一地区金融创新的主要特征。当非银行机构将借贷利率驱高到20%-50%时，一方面对实体经济资金进一步挤压，有自由资金的企业全部将资金转入小贷公司或民间借贷，以实现实体经济难以实现的高收益。信用合作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，从一人一票、自我服务、股东即客户，民主管理和非盈利性等特征开始，随着金融体系的进步，这种原始信用合作方式就显得越来越不足，包括缺乏专业化的信贷风险管理、缺乏客户的信用，难以在较大的范围内调剂金融余缺，无法对接大市场和对冲大风险，相当多的地方演变成民间集资行为。这里隐含的一个哲理就是：信贷资金的运动应与资金需求主体的资金运动相适应。

不同的主体有不同偏好，有的偏好安全收益，有的偏好风险收益，有的偏好流动性，有的偏好长期收益。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，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不应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活动来实现。在中国更重要的监管套利发生在监管政策随意多变。

而应该尊重市场与企业的自主选择。窗口指导可以演变为事实上的信贷行政控制，合意贷款可以演变成按月、按机构的信贷计划管理甚至逐笔报备审查。关于第一个概念，何谓公平、有尊严？对金融企业来说，嫌贫爱富是本性，银行在所有信贷需求的序列中，自然优选那些成本低、风险小、收益稳定的企业放贷。作为融资媒介，货币就有了资产的属性。

其二，创造一种信托项目机制，并具有特殊法人地位，建立资产信托计划，将项目包装成特殊公司，项目公司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情况下运行，享受项目公司免税等政策，以解决所有者和投资者重复征税问题，可将项目在金融市场上得以最便利实现。建立政府扶助+商业保险模式，分散或转移信贷风险。

这是监管错位最严重的问题。通过各种自助终端，不断替代柜面服务。当前货币机制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：一是我们看到的所谓利率市场化，人为制造的货币供求不平衡，企业资金运用的数量控制日趋严格，甚至近几年发展到对法人机构按月、按季控制信贷规模，迫使许多农村银行机构存贷比降至50%以下，大量涉农、涉小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，何来均衡利率？二是对资金供求主体特别是银行机构附加太多产业政策要求，要求哪类产业限贷、哪类产业禁贷、哪类产业只减不增等，而且这些政策要求几乎经常变化，银行无法从借贷主体的还款能力和意愿作出自主选择。特别是当外汇储备超量，已成为沉重负担的前提下，仍沿袭这样的外汇政策，就不可思议。

改革开放初期民营、中小型实体经济为优势的浙江现象，转而成为去实求虚的虚拟经济滋生地，白白地错过了近十多年来本应占优的制造业提升的有利机遇。涉及法人单位利益的监管政策鲜有征求被监管对象的意见。人为地提振房地产信心，只能延缓衰退到来的时间，但必然以加剧经济结构矛盾和资源环境压力为代价。进入专题： 金融 。

当然，由于各国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，汇率浮动，以及投资者对外汇价值评估角度不一，才有了外汇的投资、炒作与投机。现在的问题是：目前商业银行、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、小贷公司的贷款利率事实上已基本放开（只是政策性银行的开发性贷款和粮棉收购贷款尚用计划利率调控，资金供给方利率已放开占比95%）。

由于外汇市场与人民币市场不对接，对流动性的控制基本无法考虑外币与人民币的相互作用，从而使热钱多渠道涌入和流出，不断成为国内货币的调节因素，但又无法变成有针对性的政策变量。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中，对各类产品的选择，不应有监管套利的存在。

如果仅仅是放开利率管制，只不过是舍本求末的形式上的改革罢了。当这种价值只有内部人士把握时，购买和交易都在内部人士之间完成时，信托计划的组织者则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内幕操作，通过所谓劣后分配机制，使利益相关者获得最大的收益杠杆，并把风险实际转让给虚拟的国家或国有企业。当资产交易所需的货币资产不足时，当人们在各种因素下引起流动性偏好增加时，货币作为资产的稀缺性增加，引起货币资产的价格升高。第三，巨额的外汇储备成为包袱，不仅来源于国内资源、劳动的巨大成本，也成为中国资源枯竭、环境污染的巨大发动机。中国的金融创新在第一方面有极大成功，基本跟上了国际金融体系技术进步的步伐。因为金融机构不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选择，来自于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的本质需要。

金融监管则与时俱进地适应新变化，以着力减少创新带来的系统风险和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。现在中国耕地的大规模占用，大量进口粮食作物以弥补潜在生产能力之不足。

从理念上讲，为了解决信息与信用不足，需要间接金融，当然也就把信息不对称和信用的风险传递给了银行等间接融资中介。然而在中国乃至美国等近二十多年的金融创新，源于创新主体（投行等）制造信息不对称套利机会的动力，人为虚化和隐饰可能产生的风险。

通过一种契约关系，形成价值跨时空转移的权责关系。借助网络平台，让金融供给者和需求者更便捷地交易，形成一系列人人贷、众筹融资等业务方式，形成余额宝、支付宝等便捷金融服务。

首先资产的现在价值是模糊的，低估还是高估，一开始就缺乏市场标准。本来房地产是一种消费品，人必安居，居者有其屋。形成事实上的共谋机制，导致国有财富和纳税人利益的重大流失。在商业地产开发的所有价值链条环节中，政府层层拿走房价的50%以上，政府财政成了事实上的房地产财政，怎能不成为房地产高度膨胀的巨大推手？怎么舍得用政策杠杆让房地产回归理性呢？在房地产升值的资产价格运行中，政府受益，开发商受益，房地产投资者、拥有者受益，又间接地推动就业和与房地产相关各类生产与消费（建材、物业、家电、装饰等）。

监管套利的误区 监管的目标是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并保证金融交易的公平，通过专业化的分业监管，识别金融活动的系统性风险，并抑制金融交易的投机行为和不正当套利行为。三是在金融产品中的不当限制，对合理创新的扼制，造成不同地区、不同机构对同一种类的金融服务监管标准的不一致，形成所谓监管套利空间，导致主体行为的扭曲。

或对信用结构作出新的安排，使之形成新的风险分散和风险共担机制，满足不同收益风险偏好金融消费者的需求。不同的主体有不同偏好，有的偏好安全收益，有的偏好风险收益，有的偏好流动性，有的偏好长期收益。

这里隐含的一个哲理就是：信贷资金的运动应与资金需求主体的资金运动相适应。中国正在经历这样一种格局。

不管适不适当，都是强力推行。中国走向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过程中，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提法，改革深化实际上常陷入理念之混淆、政策之偏颇。房地产也不能永远只涨不跌。而金融市场上所要求的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信托机制，在中国发挥得是不很理想的。

四是完善金融市场信息体系，减少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欺诈和交易不公。一旦这个前提成立，就是潜在的有效需求，增强信用只是对信息不对称和抵质押不足的有效替代而已。

而内幕人获取大量市场增值的收益。当官方汇率+出口退税成为了出口的决策依据，用汇的成本得到补偿，这使汇率不能反映其作为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实际比较价值。

在现阶段，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、中小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作用仍不可低估、地位无法取代，例如江西省农村信用社仍占农户贷款的90%以上，小微企业贷款的1/3以上。对于那些缺乏商业可持续性、政府又要扶持的项目，比如粮油生产，政府则应给予金融机构更多补偿，使符合商业可持续原则。